第232节
“不过。”
张宇初话锋一转，他看向了老神在在的道衍，问道：“日心说和万有引力，固然能证明程朱理学所沿用的‘天人感应’以及自身的‘理一分殊’的错误，可也不是全无弊端吧？若是陛下见了这份东西，恐怕会勃然色变，毕竟，‘天人感应’理论，从西汉董仲舒到现在，已经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，早已成了皇权的牢固基石，轻易动摇，恐怕不妥。”
“确实如此。”
道衍也微微颔首，对张宇初的话语表示认同。
儒家思维，经过上千年时间的推移和无数历代大儒的演化，早已跟孔子时代的儒家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。
道衍象征性地问道：“那我们不妨推演一二？看看如何寻个办法，替姜圣消灾解难一番。”
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张宇初自无不可。
对于张宇初这位雄心勃勃且极富文化的道教执牛耳者来说，建文朝时那种备受打压，甚至他本人都饱受屈辱的日子，他实在是过够了。
别的不说，龙虎山传承上千年，哪怕是最乱的时候，都没有把哪个天师逼到不敢回龙虎山住，反而需要在山外数十里结庐而居的境地！
因此，在齐泰黄子澄把持朝政的那个年代，张宇初是真的从心到夹着尾巴过日子，小心翼翼而又卑微，换谁谁都会心怀怨恨的。
如今既然有机会报复理学并且趁机发扬光大，而这个机会又明显在姜星火身上，通过理论推演来帮助姜星火免于皇帝有可能的怒火，自然是张宇初非常乐于去做的事情。
“儒者，士也。”
道衍轻轻开口，嗓音艰涩地说道：“追根溯源，儒家出身于春秋的‘士’阶层，又以教导和培养‘士’，也就是君子为己任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曾言：士之仕也，犹农夫之耕也。‘士’出来任职做官，为王效命，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，是他的职业。”
谈起儒学，号称道门硕儒的张宇初当然也不甘示弱。
毕竟，虽然张宇初为人从心了一点，但那是因为张宇初不是道衍这种光棍一条，张宇初身后还有龙虎山上下千口呢。
天师道从五斗米教演变而来，传承上千年而屹立不倒，靠的是什么？
靠的不就是这一手“从心”嘛。
所以，在其他事情上张宇初当然要谨言慎行，但在论道这种纯理论的事情上，只要不是对皇权挑衅，张宇初却是没有太多顾忌的。
张宇初接茬道：“孔子、孟子、荀子那时候的儒学，也就是原始儒学，从本质上来讲，其实是为国君培养官吏的学说，是属于‘士’这个阶层的文化，《荀子·荣辱》讲到社会分工时，也把‘士’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。”
“别看现在解缙那批主张复古的人崇拜周朝和春秋。”张宇初无不讥讽地笑了笑，“可要是真把解缙扔回春秋去，按他的出身，连儒学的门槛都迈不进去，从根子上讲，那时候的儒学跟血缘的关系可太大了。”
闻言，道衍亦是忍俊不禁了起来。
“没想到张真人说话倒是有趣得紧。”
“道衍大师见笑了。”
张宇初为道衍沏了杯茶，随后给自己添了些茶水，又喝了口茶方才说道：“子贡曾向孔子提出‘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（怎样做才能称得上是士）’的问题，孔子答曰：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”
“若是说后世的经学、玄学、理学，尤其是程朱理学，真正从原始儒学身上继承点什么的话，那么恐怕就是在‘性、情、无’这三个概念上是与其一以贯之下来的至于其他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早就被改的面目全非了。”
道衍则是笑着摇了摇头。
“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现在的理学恐怕是做不到的吧？”
这里便是要说，《论语·子路》的这段问答中，孔子他老人家对于‘士’这个官吏阶层的亲自定义，就是在两点，一是要行己有耻，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；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。
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，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，而这两方面的统一，则是一名合格的士，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。
咳咳，要是真的按照孔子他老人家的概念来划分，那其实现在的程朱理学所谓的士大夫，在后一点上也是很多士大夫都做不到的。
便如姜星火前世时清代学者颜元在《存学编》里对宋明理学家，那句扎心到极点的批判一般。
——平时袖手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。
道德水准到位就已经是优秀士大夫了，办事能力什么的就别强求了。
所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怕是不太行。
张宇初闻言也是一愣，旋即失笑道：“从《儒效》上那套搬出来的，倒也贴切。”
这句话要是换了旁的普通老百姓坐在他对面，恐怕压根就不知道张宇初在说什么。
说实在的话，在华夏古代的辩经过程中，最让人头大的便是文人们非常喜欢引用层出不穷的典故。
为什么要引用这些典故？
原因无他，就跟姜星火前世网际网路大厂的黑话一样，什么颗粒度、什么用户心智、什么私域流量说白了，就是一把能够有效区别门内外之人的钥匙。
只有拥有了这把钥匙，才能进入到这扇有效谈话的大门里，才能被认为是同一水平或能够谈话的人。
而不管是此时此刻还是彼时彼刻，很多人为了能够彰显自己，就喜欢掉书袋/说黑话，让其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不明觉厉一把。
但无论如何，这也确实是这个年代辩经避免不了的问题。
张宇初所说的《儒效》，便是荀子曾经写了一篇题为《儒效》的文章，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——儒者，在本朝则美政，在下位则美俗。
“美俗”就要不断修身，提高道德品质，以身作则；“美政”则要“善调一天下”，为国家制订各种礼仪规范、政法制度等，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。
这些先秦儒学的道德准则，也是后世的经学、玄学、理学所继承下来最多的东西，至于其他的，基本都被改的面目全非了。
道衍点了点头道：“所以，如果想要通过辩经来找到替日心说和万有引力来解释皇权的东西，恐怕还是要从先秦的儒学下手毕竟，后来的儒学，自从经学开始，就已经跟理学走了一条路子了。”
张宇初亦是同意了道衍的观点，他复又说道：“儒学在先秦虽为显学，但仅作为诸子百家的一派而存在，自汉武帝‘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’之后，儒学方才取得独尊地位而这时的儒学，早已不是先秦儒学，而是经学。”
所谓经学，便是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著作《春秋繁露》用阴阳五行学说改造传统儒学，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主要特点的学术体系，经学的产生，对儒学的推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，纵观两汉四百年，经学都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维体系。
而东汉中晚期更是如此，选拔官员都是要看经学水平的，故此在当时也多了很多诸如卢植、郑玄等以经学名满天下的大儒。
“玄学呢，有可取之处吗？”